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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05 20:34 作者: 浏览量:9161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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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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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洁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橙色年代全集免费阅读“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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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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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洁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长吉物流单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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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列车时刻表5045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买家申请贷款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快乐飞艇那个软件叫啥_赛车pk10梭哈玩法_pk10平刷前五独胆计划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

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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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其生命最好的一种呈现方式,悦芳便是用诗集《虚掩的门》来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她的情感、她的故乡、她的成长,并凭借这份最真实的呈现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诗歌奖。悦芳,山西高平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有诗歌、散文、诗歌评论发表于《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选刊》《山西文学》《黄河》等期刊,并有诗歌作品入选《新世纪诗选》《中国青年诗选》《中国短诗精选》等多种诗歌选本。悦芳在《虚掩的门》后记中说,她从16岁开始写诗,用“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所以,我们可以从悦芳的诗里看到一个女性精神的成长,她从黑暗中站立起来,终于明白了“黑也测不出人心的厚度”,她学会了“用伤口飞翔”,学会了“编织信仰,用跌倒的语言呼救”,她体悟到一个自立的女性,“只有穿透自身,才能抵达彼岸”。写作着的女人是幸运的,因为拥有了有温度的文字的陪伴,她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救,让自己的精神成长。《虚掩的门》“赵树理文学奖”的获奖评语是:“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并将之转化为富有内涵的意象,表达了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受。其诗作拓展了汉语语词的表现力,呈现了汉语言的内在魅力。人内心中隐含的被忽视的世界,被文字的光芒照亮,展示出诗歌创作的开阔性和可能性。”正如悦芳所说,“因为诗歌,一个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他们如同我的两个名字,彼此张望又相互交合”。如果不是这次获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虚掩的门》这部作品吧。悦芳:《虚掩的门》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共分为五辑,我把它们分别命名为“囚禁”“对话”“时光”“存在”与“幻象”。可以说是各种题材、各种意象的综合体。它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各个时期我创作的心境及对生活、生命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与感悟。这时,我想起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山西晚报:的确,您的生活经历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比较多,从诗里能看到您的家、您的母亲、您的情感、您的成长,也能感受到您的创伤与孤独,能具体说说个人经历对您创作的影响吗?悦芳: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创作里,构成他写作的母题,同时会影响他的作品风格。从小时候起,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但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写作,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也许正如略萨所说:我写作,因为我不快乐。或许,写作,是我对抗不快乐的一种方式?童年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人,他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梦想,但在我7岁那年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于2002年57岁那年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后来我在文字中这样写道:“父亲,您是那个为我造梦的人,您走了,属于我的梦也没有了”“母亲,您是那个教我如何做人的人,您走了,我还得像人一样活着”。或许,文字是一种良药,救了我,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与艰难中挺了过来。我常常想,也许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靠近一个真正丰富有力的灵魂。山西晚报:诗集内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有多长时间?前前后后写了多久?悦芳:我2010年左右开始写诗,到2016年这本诗集的出版,大概五六年的时间。但这本诗集中主要收录的是2014年以后的作品。山西晚报:当更多的人在谈论“诗与远方”时,您在关注“诗与故乡”,《虚掩的门》里有很多诗是在说故乡的,诗和故乡在您这里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悦芳:我一直觉得:“诗,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忧伤、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联系在一起。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说,是一种高贵的痛苦。我记得女作家周晓枫说过这样一句话,“乡愁其实是跋山涉水之后的一种折返。”这句话道出了沉寂我内心多年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乡愁是我们对精神故乡的怀念,当内心这种孤独和忧伤无法排遣,找不到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诗歌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引领我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乡。故乡是诗人之根,所谓“根”就是爱,是我们经验的起点,精神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的原点。故乡,恰恰是我们的初心。山西晚报:山西的厚重文化对您的滋养或者说是熏陶,对您的诗歌创作有帮助吗?悦芳:“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是山西这块土地养育了我,给了我生命最初的记忆。历史从一方面来看是个人记忆,有关童年、少年的成长,有关一座曾朝夕相处的城市的回忆;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而这两者往往是纠葛在一起的。我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混沌中缓缓拉开了记忆的大门。我在为逝去的光阴寻找物质存在的凭证和个体成长的见证,为自己的乡愁、自身的命运寻得最原初的根源。这种寻找让我看清了自己血液中的原动力,平常并不易察觉的历史影子中的自我存在。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山西晚报:是从何时起开始文学创作的?悦芳:开始习诗大概是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开始的,但对诗歌的喜爱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我读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恍惚间有邂逅的圣光,在蓝色的天宇相撞。我惊呆了,心中惊起一丝颤抖。像爱情的遇见一样,原来诗歌也可以如此。我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诗:“我不明白/青春的初绽/是痛苦/还是欢欣……用我的泪水把黑夜照亮/并洗去灵魂的迷茫。”那一年,我十六岁。之后,陆续读到北岛、杨炼,读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其间的气息曾令我迷恋神往。这些记忆构成当时一个青春少女内心隐秘、美好、斑斓的世界。山西晚报:《虚掩的门》中有《邂逅策兰》《夜读兰波》《遭遇卡夫卡》这样一组诗,您也喜欢这些诗人吗?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悦芳:策兰、卡夫卡、海德格尔等是我喜欢的诗人,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读他们的作品,给了我某种神秘的启示,他们让我用我的有限去感知他们的无限。我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元气,接通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点点滴滴的触动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么一组诗。山西晚报:“经历,只是时间的见证”“你和我,只是夜的两片月光”“下大雪了,我坐到雪的对面”,诗集中的这些句子,简单又有深意,您这样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悦芳:这其实是一个内省的过程,要摒弃外部的干扰喧嚣,进入一个凝思澄净的境界,用文字呈现内心,完成情绪的外化。诗始终具有凭感觉去直抵事物的那种认知力。诗主情,不管是抒发时代的还是个体的,都需要通过心灵的通道抵达笔端,需要咀嚼、思考、过滤,这一个过程,需要的是心灵向内的自视,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对话。山西晚报:看待一个真正的诗人和他的诗,必须将诗和他本人相互联系。就如我们读唐诗,会和诗人的经历相结合来体会诗深层次的含义。在读您的诗时,读者需要结合什么就能更好地理解与品味《虚掩的门》?悦芳:一个人愿意写诗,就意味着与语言“作对”,或者对语言表示“信任”。诗最终取决于诗人的品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这个看法,我几年前应该已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过了。假如这个看法在几年前对我来说是一种观念的话,如今却是一种经验,既是写作的经验,也是阅读的经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还是那两个字:诚实。我觉得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寻找的关系。因为诗歌只能做她能做和该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她能够发挥影响的范围里引起共鸣。我这本诗集只是我诗歌写作中的一个练习册,是跟我的生活、生命,乃至灵魂,是息息相关、相生相长的。我写诗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山西晚报:自从您从事创作以来一直在写诗,您怎样看待诗?为什么这样专注于写诗?悦芳:我觉得诗是情至极致的产物,是内心深处情感的自然涌动,是人与人或人与灵魂之间隐秘的对话。诗的产生就像树叶萌发那样自然,就是胡适说的那种关不住了的东西。我写诗,诗也在写我。时间这个概念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它,我希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精神空间。时间是一种语言场,它包含了诗人在探索黑暗世界与光明世界的旅途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它不是记录者,而是语言本身。在一首诗中,可以结束对话或者回答自己的扪心自问,但不可能回答时间的课题,在时间面前,诗人只是在“某处”活过,这时候,时间就是诗。山西晚报:走进诗的世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它对您而言意义是什么?悦芳:我感觉“诗的世界”是一个混沌、未知、神秘、不可言说的状态。它越过界线和黑暗,发出呼叫、呻吟、欢唱、倾诉,在无法触及的地方闪烁,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循。等待着我去开掘,去发现。在通过语言发现世界的过程中,我在很长时间内把语言看成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是我日常烦恼的真相及其存在的理由。日常生活变成一个表象。山西晚报:诗人、艺术家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您是怎样捕捉这种诗意,进而写出诗的?悦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某一个瞬间,心灵的光芒骤然闪现,一首诗开始成形,以只属于它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语境下活动,留下了这些诗的存在。这些诗便成为我们个体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存在的证据。诗,存在于已经被“一说出”的瞬间。或许,这便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方式。山西晚报:诗歌是有些边缘化的一种文学形式,是什么一直激励着您坚持写诗?悦芳:我相信世上万物都有其自身的命运,诗如此,人也如此。我写诗,只是遵循了内心的需求,莫名地爱好她。写到今天,会很畏惧。我畏惧每一个汉字,以及汉字里面的深意,它的博大与精深使我感到渺小。我与汉字达到的默契,几乎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她用最柔软的方式,教我坚强。因为诗歌,我的生命从浮华中脱离出来,保留着微妙美好的那一部分;因为诗歌,我有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穿越时间,我试着去理解这混杂世界中深藏的善意。山西晚报: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悦芳:一直想写一组表达中年困境的诗歌,但直到现在还是写不出来,一首诗不是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它取决于你和语言相遇时发生的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与一个人的表达愿望相比,语言总是别的东西。我认为,诗歌与语言的关系总是非常紧张,而小说和散文则要自由一些。除了写诗之外,我还准备尝试一些别的体裁,也许这是异想天开的事。但我期望有一天,能如马尔克斯突然获得时间的启示,把好多积存的素材变成佳作。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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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尽相同,对于我可能更关乎孤独与梦想,我更想把我的抒写,称为一个人的狂欢。我写诗,是因为热爱,源于一种自我需求。相对于众说纷纭的诗坛,我更相信诗歌本身。”悦芳,就是这样一位热爱诗歌到骨子里的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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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山西晚报:知道自己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时是什么心情?悦芳:当时的心情确实是很复杂的,如果用悲喜交加来形容也不为过。写诗这么多年来,为终于得到了一种被承认被接纳的事实而高兴。她让我明白,只要你默默努力了,终究会有回报的那一天。但同时心底也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叹,感觉到竞争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我为那些没有获奖的诗友感到惋惜,他们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万事万物都有其矛盾的一面,我们无法选择。山西晚报:您觉得自己的诗与“赵树理”、与“山药蛋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悦芳:我的老家高平,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接壤。从地域上来讲,我们可以算作老乡,我的家乡那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家喻户晓的高平鼓书《谷子好》就是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从精神传承上来讲,我最早接触到的读物也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等这些书籍,但那些文字对于当时一个几岁的小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长大后,才渐渐明白了赵树理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个怎样的存在和地位。除赵树理外,“山药蛋派”第一代作家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他们的文学滋养了我,让我形成了对山西当代作家的最初认识。“山西作家都是赵树理幽灵谱系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当然,我也不例外。山西晚报:获这个奖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悦芳:获奖意味着对我诗歌写作的肯定和激励。这些年陆续写下的这些分行的句子,我不知能否称其为真正的诗。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处于摸索状态。一个人在自己的经验中完成的写作,十分可疑,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是缺乏信心。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或许,我捕捉到的只是一些诗歌的影子。将这些时光的碎片集结成册,影影绰绰中我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在习诗途中探索和寻找所进行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次获奖,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它是我写作道路上的一个顿点,或者说是一个高度。不知不觉中,当你慢慢走到了这里。这时才发现,哦,原来我也可以。但是,它让你也同样看到,原来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甚至看不到终点,或者看不到一个同伴。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获奖,对我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我愿意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并期待着新起点上的新收获。读书写字的意义是为了更理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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